这个时候，我就会拿自己的两个亲人来进行现身说法：

我的堂兄

　　堂兄是大姑家的孩子。

　　大姑父是一个解放前的老干部。大姑原来是一名老师，后来随军离开家乡跟姑父落户到另外一个城市。

　　是七十年代初，大姑和大姑父都要下乡支家，顾不上照料孩子，就把刚刚学会走路的堂兄全托到驻地的一个托儿所。

　　下乡前，军队医务所的同志说：通过内部渠道，搞来了一些小儿麻痹糖丸。因为出发的时间已经到了，再加上大姑跟大姑父都觉得：地方上的孩子都没有这项福利，咱的孩子也没有必要搞特殊。就没有把堂兄接回来服用糖丸。

　　大姑和大姑父在乡下刚刚呆了不到一周，就被托儿所叫了回来。因为堂兄病了——高烧不退，浑身发软。

　　大姑和大姑父带着堂兄打了两天针，烧退了，但堂兄再也没能站起来——同班的一个孩子得了小儿麻痹，又传染给了堂兄。

　　再后来，大姑和大姑父又带着堂兄四处求诊，钱花了不老少，但堂兄仍然没能痊愈，只能象郑智化那样，拄着双拐才能站住。

我的表弟

　　我的表弟是我小姨的孩子。

　　小姨跟小姨夫的结合，颇费了一些周折。小姨夫的父亲因为肝病很早就去世了——去世的时候刚刚四十多岁，小姨夫小的时候也得过乙肝。我姥姥当然不希望小姨嫁过去受苦，更不希望自己的外孙将来也感染上这种“家族病”——姥姥说：就算不遗传，在一个锅里吃饭，早晚也得传染上。

　　可是，小姨跟小姨夫的感情已经很深，而且小姨也懂得一些医学常识，知道“只要及早打上乙肝疫苗，平时的生活中再稍加注意，就不会传染”。所以，小姨不光拿医学书籍给姥姥看，还把村里的赤脚医生搬来做说客。这才说动了姥姥。

　　表弟出生的时候，乙肝疫苗不仅不是必须要打的一类疫苗，而且很不好找。小姨出高价才托人搞来一支，表弟刚出生，就为表弟进行了乙肝预防接种。

　　因为表弟一直严格按照程序注射乙肝疫苗，长得很壮实，肝功能定期检查，一直很正常。

　　因为这两个活生生的例子，我对孩子的预防接种一直很重视。从孩子一出生，就给孩子办了预防接种本。当时办一个本10元钱，除数量极少的计划内疫苗不另外收费之外，其他的每项都要花个十几元——差不多顶我当时一个星期的工资，可是，我不心疼，只要孩子能健健康康地成长，花多少钱也值。

　　我也不会因为孩子哭地厉害，就让孩子少打——虽然现在孩子是痛了一些，但是，这总比将来出现意外要好很多。

　　为了不象大姑和大姑父一样后悔，为了能够象小姨和小姨夫一样幸福，我经常跟自己的小姐妹说：

　　按时预防接种，免得将来后悔